米兰体育免费下载:杨文辉 荏苒二十载两度《丛刊》缘——修订本《云南史料丛刊》编校琐记

  和考古学背景的朋友聊天时，曾听到过一个说法，说从事考古学研究尤其是田野发掘工作，有时是要看运气的。有的老前辈从出道之日起，兢兢业业地工作了一辈子，却未能碰上几次重大发掘工作，但凡学术史上数得着的重要考古发现，基本上被“完美错过”，对于一个终生从事考古学的专业工作者来说，实在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要说是他们的学术素养和能力有问题吧，那一定不是，他们的学术素养基础和起点，往往并不亚于那些在学界扬名立万的同行，可惜“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几十年的人生旅程下来，最终二者却在专业成就上大相径庭，从旁观者的角度而言，确实令人感叹世事无常。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的人刚刚迈出校门走上工作岗位，恰好就碰上某一项重大发掘工作，从此之后的职业人生也进入“开挂”模式，很快在学界崭露头角，一路顺风顺水，最终跻身专业顶尖行列，成为引领学科前沿的学界翘楚。

  因为自己不是考古界中人，对更多的人与事，也如同学术问题的讨论一样无从置喙，权当故事听了。但聊天中涉及对时运的感慨，我却多少能理解朋友话中的深意。回想自己参加《云南史料丛刊》校对工作的经历，深感机遇的偶然性，有时确实存在某种机缘，不完全由人力所决定和左右。虽然我们常说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但“有准备的人”其实不少，机会却不一定都会眷顾他们。而我，正是那个被机遇眷顾的幸运儿，虽然与考古学家的故事有点不同，学问始终没上道，有负初心，但能在青春懵懂的时节、人到中年的知天命岁月，恰好遇到《云南史料丛刊》的正式出版和修订工作，并两次参与其事，已足以令人羡慕，作为表扬与自我表扬的谈资大概是没问题的。在修订本中，看到自己的名字署在方国瑜先生和木芹、徐文德、林超民、郑志惠几位老师之后，忝列末席，实有蝇附骥尾之虞。今逢《西南古籍研究》出专辑，作此纪念文字，立此存照，不敢奢望对后学有何教益，权当是对一段学术工作经历的记录和个人生命史的重要注解。

  这部大型史料集成丛书由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方国瑜先生主编，迭经政治风云变幻，至2023年7月修订本正式面世，前后历经半个多世纪，几代学人参与其事。如今，但凡从事西南地方史、民族史教学、研究工作的人，提起《云南史料丛刊》，可谓尽人皆知。但这部《丛刊》的编纂过程，却是学术史上发人深省的一个故事、一段佳话。方国瑜先生有感于特殊年代下的学风空疏，在史学成为政治附庸的特定时代背景下，决定组织实施这项费力不讨好的史料编纂工作，并幽默地将这项工程喻为“农田水利建设”。此外，在长期的科研工作中，方先生对学界“绣罢鸳鸯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的传统陋习甚不以为然，乃至殊为痛恨，于是在时机合适的情况下开始着手这项金针度人的事业。当然，云南学术史上文献凋零、错漏歧出且搜集整理不易的现实，是方先生和同行们曾经面临的困境，也是《丛刊》编纂需要面对的基本现实。可以说，提出并实践《丛刊》编纂这一事实，足以雄辩地证明，一个跨越时代的学人，是如何慧眼如炬，恪守初心与本位，不盲从于所谓的“时代潮流”，带领团队克服和超越“为他人做嫁衣”的认知桎梏，与“智者不为”的观念逆向而行，从而做出嘉惠学林、福泽后人的贡献。

  作为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的拓荒者与奠基人，方国瑜先生的学术成就早已获得学术界及世人公认。方先生与世长辞之后，对方先生学术成就的相关研究逐步深入展开，迄今为止已有近30篇（部）论著从不同角度作了专门阐述，其中不乏优秀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从学术史的视角而言，方国瑜的成就与业绩，铸就了中国西南史地研究、民族学、文献学领域矗立的一块丰碑，后来者或当敬仰，或可存疑，却无法绕道而行。诚如林超民先生所言，我们之所以纪念方先生，是因为我们离不开方先生！作为后来者，或可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研讨上在方先生基础上有所拓展、有所发明，但迄今为止，学界无法从整体上超越方先生。这一点，或许正印证了大师的无法超越性。在中国学术史上星汉灿烂、大师云集的那个年代，类似方先生这样的一批学人，正是当今各个学科、各领域开宗立派的学术领袖。《丛刊》的编纂，最终成为云南大学百年校史上人文社会科学最杰出的成果，与方先生的全局性战略眼光和高瞻远瞩的学术视野密不可分。

  2017年，林超民先生组织、召集云南大学历史系、图书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师范大学、云南省文史研究馆等几个部门的师友，在云南大学出版社召开了一次规模不大的会议，决定重新再启动1998年版《云南史料丛刊》（十三卷本）的修订出版事宜。会议气氛热烈而友善，除了基本工作框架之外还商讨了部分具体操作的细节问题。会议讨论决定2019年内完成全部修订工作，2020年完成出版。校订工作启动后，林老师又邀请著名文献学家、历史学家朱端强教授给参加修订工作的十几位中青年学者作了专题讲座，讲解、传授古籍整理与校订的前沿理论及经验。历史系秦树才教授也受邀作过一次专题辅导，这对校订工作按质按量地完成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云南大学出版社将修订本出版列为重点出版项目，后来社领导班子几经变动，但每一届领导班子都对这部书给予了全力支持。同时，修订工作实施期间，正是云南大学“双一流”建设的关键时期，学校领导将《丛刊》修订本列入“双一流”建设项目，为《丛刊》的顺利出版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按照分工，我协助林老师担任《丛刊》修订本的主持工作，负责日常工作的协调。此次修订，在队伍的组织上采取了和1998年版完全不同的模式，参加者全部是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且全部具有历史学、文献学学科背景，有一半人员是博士学位获得者。所有人领受任务后，通过你自己的真实的情况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但均须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核校、修订工作。除个别时段补充新材料外，《丛刊》的具体编排框架不作大的改动。1998年版《丛刊》共13卷，此次参加具体校订工作的共有12人，其中云南省社科院的梁初阳老师承担了2卷，其他人每人承担了1卷。12人中，只有我一个人参加过1998年版的校对工作。并且，除了初阳，我的年龄也是最大的，当时未曾想到的是，这个因素在后来的工作协调中居然发挥了正面效应。工作正常开展。进入编辑阶段后，因出版社人手紧张，责任编辑皮晓易老师和我商量，问我能不能承担部分编辑工作。因我早年曾参加过编辑资，考过了，后来虽然没有在出版部门工作，但也承担过几家出版社的一些编校工作。皮老师既然出于信任邀我参加，又是《丛刊》的编辑事宜，我自然觉得责无旁贷。经协商，考虑到工作协调与衔接的便利，皮老师决定让我做第十二卷的责任编辑。负责第十二卷校订的徐姗姗老师是我在图书馆古籍部的同事，有什么疑难问题能随时沟通。征求了徐老师的意见，她也愉快地接受了出版社的这一安排，于是我在完成自己负责的第六卷校订任务之后，又承担了第十二卷的编辑工作。

  其实，早在2011年左右，原十三卷本《云南史料丛刊》的修订工作已一度提上工作日程，当时负责具体校订工作的梁初阳、高国强等已完成了第一、第二卷预定的核校订补等，但后来因为人事变动等诸多原因，修订工作一度搁浅。所以2017年重新再启动后，初阳和国强的积极性都很高，初阳新承担了第八卷的校订任务，国强和佳琳伉俪一起承担第七卷的校订任务。最后都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了修订工作。

  2023年7月，修订本《丛刊》十三卷终于正式面世。将全部十三卷一次推出，而不是完成一卷发行一卷，也是此次修订与1998年版在出版发行上有明显区别的一个特点。接到皮晓易老师的电话，我似乎没有预想中的情绪激昂，只是感慨要完成一件事，有时真的很难，古人说“事非经过不知难”，像《丛刊》修订本出版这样牵涉面广、头绪繁杂的事情，不亲历其事，真的很难知悉和体会其间的艰辛与曲折。同时，我更加清晰地体会到，现在出修订本已经是在1998年版的基础上来展开工作，而当年林老师、郑老师的运作，比起现在恐怕只会更难。

  参加1998年版《丛刊》的校对时，我刚刚被录取为硕士研究生进入中国民族史学位点念书，听学兄学姐们谈论《丛刊》校对事宜，颇有点神秘感。当时一应具体事宜是由郑志惠老师负责，在郑老师的指导下工作，刚刚拿到第一份校对材料时，内心是比较忐忑的。我还记得郑老师第一次命我校对的是后来载录在第二卷中的《全唐诗》云南史事材料部分。后来就根据进度，前一卷的文稿校完了，就进入后一卷的文稿校对。当时也无暇去考虑和计算校了哪一卷的多少内容，因为一切都有郑老师在把关。但事后回想，在所有校对过的史料中，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明实录》中有关云南的史料和清代的《彩云百咏》，尤其是清代张履程所作的《彩云百咏》，书中所收全部是烈女节妇的故事。因为校对《彩云百咏》时对校对工作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经验和体会，而且这本书从校对角度而言难度不大，书写风格上故事性较强，我绝大多数都是边校边读、边读边校。当时的体会，真可谓一言难尽，简单说，那就是心里堵得慌，一度让我不想去食堂吃饭，到饭点时食欲全无，以致让同宿舍的同学误以为我碰到了什么坎了，其实完全不是。情绪波动完全是因为《彩云百咏》引起的，书中的那些情节，对我来说实在过于阴暗、残忍，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有些事情是不可理喻的，对妇女的桎梏、对人性的压抑，竟然可以到如此程度！后来登上讲台，在教学中涉及古代妇女问题时，我曾多次提及《彩云百咏》的相关内容。

  但2017年，林老师建议由我来承担第八卷的校订任务时，我明确地婉拒了林老师的好意，虽然时隔多年，但从内心而言，真的不想再次面对张履程的那些文字，我不知道，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我的内心变得冷漠了，还是看似坚硬的外壳下，其实是脆弱得不堪一击的内心？我已经无力面对那种透过纸面散发出的阴冷和幽暗，尤其是这种罪恶，是以被褒扬、被彰显的“正义”和“善”的名义大行其道的！

  在校对过程中，主要是依据最可靠的初始版本来校，但偶尔会用到此前的油印线装本《丛刊》来做参照比对，因为此前对线装书并没什么概念，在真正看到油印线装本《丛刊》时，那种感觉真的是前所未有的新鲜、惶惑和兴奋，也零星地知道了一些相关的往事。后来在师友叙谈中，听民族史学位点的前辈邓永进老师讲过，20世纪80年代读大学时，他曾在园西路上推销刚刚刻印出来的线装本《云南史料丛刊》，价格好像是两块钱一本。邓老师生性幽默且口才极佳，同样一件事，听他娓娓道来，和其他人平铺直叙的讲述效果是大相径庭的。听邓老师讲述当年他作为“小伙计”参与《丛刊》销售的生动情节，令人忍俊不禁，却又感慨原来学术史上即便是这样的“边角料”也可以异常生动而有趣。若干年后，因为工作岗位的关系，作为古籍书库的管理员，我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到57册的油印本《丛刊》，但这时的油印本，对我来说，更多的已经是一种时代的象征和引发对前辈敬仰之情的媒介。

  从1998年到2001年初，我参加了三年的《丛刊》校对工作。到后来，郑老师已完全将我当作骨干力量使用，甚至有些文稿的复核与终审，刚参加进来的学弟学妹的入门指导，郑老师都放心地交代给我，让我放手去做。当时，几乎每一批稿子中，都有郑老师挑出来让我校对的部分，全书出齐后，我粗略地翻检了一遍，从第二卷到第十三卷，都有部分文稿是我校对的，后面几卷因增加了复校环节，有的我是一校，有的是二校。

  然而，毋庸讳言的是，1998年版《丛刊》在校对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有些史料在录文、核校和排版时出现了令人遗憾的疏漏。这当中，有些本来是可完全避免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既要顾及整体质量，又一定要考虑工作进度，文稿体量又如此之大，参加核校的主体是在读的硕士研究生和部分博士生，虽然都修过历史文献学的课程，也组织过针对性的基础培训，但投入到《丛刊》的校对工作之中，便犹如士兵面对军事演习和实际战场，二者间其实有诸多差异，真实的情况是几乎所有人都是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因《丛刊》所收录史料涉及多种学科背景，历史、地理、农作物、语言学、文字学等等，不一而足，点校者若恰好某方面知识储备缺失，就极有可能出错，于是，尽管不止一次地复核，有的讹误还是不可避免地留在了书中，个别地方甚至属于校对工作的“硬伤”。同时，校书如同扫落叶，随扫随落，可能纠正了一处错漏时，另一处讹误又“不知不觉”地产生了。后来的十余年中，通过种种途径听到不同的反馈。一种常见的情形是许多人使用《丛刊》，得其便利，又要批评其校对的讹误，可以说，“一边用，一边骂”是一部分使用者曾经的常态。修订版在提升校对质量上应该说有了长足的进步，只是肯定不可能尽善尽美，但正如此前的批评意见一样，读者指出书中的讹误与疏漏，正是我们精益求精的动力和源泉。

  可以顺便提及的是，几乎与1998年版《云南史料丛刊》同步推进的，是《方国瑜文集》五卷本的编校出版，当时具体负责组织文稿核校工作的是秦树才老师，采取的工作模式与《丛刊》类似，我因为跟着秦老师工作的时间比较久，完成了第二卷除《南宋邕州与大理之交通及市马》外全部文稿的校对。在工作开展过程中，袁国友老师（当时为民族史专业博士生）有时会到老图书馆四楼的工作室来看望我们，闲聊中说起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当时我还未能确定选题，看我有些焦虑，袁老师以他一贯的爽快，对我直言相告：“你要记得，虽然将来你不能拿着方先生的文集作为博士论文去答辩，但做好方国瑜先生的文集，比你的博士论文有价值得多！”这话我谨记至今。时隔多年，亲眼所见学界众多昙花一现般的泡沫式“成果”，我从内心更加认同和佩服袁老师的远见灼识！

  2017年修订，我负责具体校订的是第六卷。内容是明代的几部志书，包括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正德《云南志》、万历《云南通志》和谢肇淛《滇略》。其中正德《云南志》和《滇略》是全文收录，其他三部根据史料价值的真实的情况节录。因内容比较集中，且原来的校对质量不错，我的任务其实是相对轻松的。就其中几大板块而言，在1998年版《丛刊》正式出版发行前后的若干年间，学界同仁和师友点校的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和万历《云南通志》都有单行本面世，但正德《志》传本稀少，且《丛刊》收录出版时是第一个全文点校本，《滇略》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正德《志》的点校者是郑志惠老师，《滇略》点校则是由徐文德老师完成的，郑老师曾专门考证并发表过学术论文《〈滇略〉的版本与价值》。历经两次认真核校，文本质量应该说已臻上乘，若为便利研究者计，将来条件成熟时是可优先考虑出版单行本的。此外，整部《丛刊》对元以前相关史料可谓已“一网打尽”，但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史料属于选录的基本要籍，且近几十年来金石资料的发现也颇令人瞩目，按照方先生亲手筹划拟定的《丛刊》编纂思路和体例，将来其实还有宽广的拓展空间。

  在拿到出版社统一制作打印的工作文本后，我一边认真核校，一边脑子里会不断浮现出当年的工作情形，回忆起当年的趣事与争论。时光荏苒，蓦然回首，发现了自己已不再年轻，蹉跎了岁月，却未曾“惊艳了时光”，当年一起干活的同学们散居四方，有的默默耕耘，有的大放异彩，蓦然回首，没有“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顿悟，却有商量旧学、增益新知的愉悦，既有恨华发早生的遗憾，更有学问之事“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之欣然。显然，作为方先生开创的名山事业的标志和丰碑，1998年版《丛刊》不是起点，2023年版《丛刊》也肯定不是终点，前路漫漫，博雅后学诸君任重而道远。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